自中美贸易局势升级以来，国内手机供应链厂商为了缓解本土增量市场和关税的双重压力，正加速产业“南迁”之路。记者深入调研，从模组、配件、整机和落地等方面综合解读手机产业链转移的近况和痛点。（以下是国产手机产业链转移之—企业落地）
在不容乐观的市场环境和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产业链踏上了“南迁”之路。现如今，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有部分中国工厂在南亚或是东南亚的土地上建成，甚至一些工厂里，工人们已经开始有条不紊的作业。
然而，这样的场景其实并不普遍。
笔者观察发现，其实绝大多数的企业在生产力向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转移的路途中都走得跌跌撞撞；受限于政策变化、市场环境、人文因素等多个方面的影响，使得落地一事遭遇重重考验。
多变的政策因素
说到政策的变化，就不得不提起近几年中国企业向印度迁徙的过程。
2014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正式上任后真正意义上开始对“印度制造”大力实施落实，让当地原本各邦各自为政的商业政策逐渐整合，外商直投政策大幅度放开；也让这个人口密度仅次于中国，又兼具有土地及劳动力资源的国家，成功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厂商前往。
然而到了2017年，中印边境再次发生的对峙事件让这一局面出现了变化。
根据一位当时正计划在印度投资建厂的业内人士回忆：“当时与我们在同一时期有意在印度投资的厂商不在少数，有些企业都已经谈到了选地的阶段，正当整个计划快要落成的时候，中印双方的紧张局势使得计划搁浅。”
直到2018年10月，印度政府指出，为控制进口和提振卢比汇率将提高若干电子产品和通讯设备的进口关税，这一政策的宣布促使一些国内厂商意动。尤其是在看到国内外不少智能手机品牌在当地销量快速增长后，以智能手机供应链为代表的国内厂商再度开启了“南迁”之路。
不过，事情依旧没能按照预想当中顺利进行。印度各个邦在招商政策上的多变性和差异性，给企业带来了新的考验。
在去年前往印度建厂的国内厂商向笔者透露：“一般的企业想在印度落地，基本上都会以一些协会或是客户关系作为媒介促成这件事，如果仅仅是企业本身，没有足够大的规模和体量，那么与当地政府磋商的过程会相当漫长，中间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变故。这样一来，项目落成的时间也将会无限延长。”
2019年5月25日，印度总统科温德正式任命莫迪为新总理，同时要求莫迪提名新一届联邦政府内阁成员；长期致力于推动“印度制造”的莫迪成功连任，也驱动着各邦政府相关政策开始趋于统一。这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据了解，目前对中国厂商落地的优惠政策有包括物料、设备减免税，固定资产最高25%投资返还，印花税减免等政策。
不过就当前状况了解，由于印度中央政府与各邦政府之间关于优惠实操对接的问题，虽然政策如此，但在申请兑现时存在较大的操作难度。与国内已经成熟和固定的优惠政策相比，政府窗口效率有待提升；对于部分优惠政策（例如固定资产投资返还），目前不少企业都还在申请过程中 。
有在当地建厂的业内人士指出，印度许多优惠政策的实际申请过程比较复杂，要求的资料多，即便申请成功，在政府兑现上也存在难度。
然而就在印度传出莫迪总理连任的好消息时，全球贸易战的战火也烧到了印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2019年5月30日表示，将在6月5日结束对印度的优惠贸易政策待遇。
据了解，普惠制是世界上32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给予的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优惠关税。有利于帮助受惠国际增加出口，促进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印度官员对此表示，印度可能会对20多种美国商品征收更高的进口关税。
可喜的是，现阶段的56亿美元印度输美商品基本不包含手机等电子类产品，美印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手机产业链暂时没构成什么影响。
不过伴随美印双方贸易摩擦升级，是否会给国内企业形成新的阻碍还是个未知数。
复杂的外界环境
市场环境同样是决定产业的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在一些人口中，印度及一些东南亚国家都颇具成长潜质，但究其实际情况来看，就显得这些观点有些理想化。
众所周知，早在“南迁”的势头刚刚兴起时，“印度将成为下一个中国”就曾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论调之一。然而时至今日，不论是人口最大的印度，还是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的越南等国，距离中国这样的制造强国似乎都还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
除了政策方面影响外，复杂的外界环境也限制着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的脚步；与此同时，还大大的拉长了当地形成供应链资源配套的周期。
笔者观察发现，虽然以三星、小米为代表的一线终端厂商已经成功在印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品牌畅销的产品长期是以中低价位为主。尽管印度官方宣称，本国在2015至2018年间平均经济增长率已高达7.2%，可从市场上反馈信息来看，发展中的印度市场对于消费电子的需求增速远不及最初的中国市场。
这样的局面，无疑给终端品牌形成了成本方面的压力。
为了缓解自身压力，品牌选择通过驱动供应链厂商在印度当地实现生产；然而，制造业的崛起首先就是要保证交通、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稳定。
仍是在2014年，莫迪上台后就设立了7条高铁、3条准高铁的建设计划；同时，还要建设时速300公里的铁路。然而在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的情况下，迄今为止全印度最快的铁路仍是时速仅120公里的老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铁路。
回过头看供水供电，尽管当地政府近几年已经加大了这方面的投入和建设力度，但保障现有的生产和生活用水用电还是十分吃力，停水停电更是当地人司空见惯的事。除此之外，廉价劳动力的素质问题，社会秩序和行政管制问题，都是国内企业落地将要面临的考验。
有分析指出，对于印度这样一个中等国家在没有外力强力输血的前提下，需要至少20年时间，在此期间还需要政策的延续性和没有大的社会波澜及经济冲击。
或许随着近几年企业对于印度建厂的向往和热情逐渐被理智所取代，一些有意向“南迁”的企业开始将目光瞄准东南亚地区。近两年，综合国力快速增强的越南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南迁”的另一个落脚点。2000年以后，随着越南在政策上向外资投资设厂倾斜。相比大多数的东南亚国家，越南的经济发展态势、地理文化优势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让其脱颖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欣欣向荣的景象背后隐藏的问题。
其实，比之国内产业链企业更早看到越南发展潜力的是南韩电子业的两大巨头——三星、LG。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加工制造业是越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行业，而韩国是越南最大的投资来源国。
不过，中国企业在越南落地的数量较少，整体规模远不及日韩和越南当地的企业。一家在越南投资建厂的国内企业表示，“不仅是数量上不及别国，而且中国企业在越南并不团结，工业园区也不算成熟，这给我们获取信息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现在建厂的时间紧迫，来之前很多信息只能通过网上获取。到了越南就发现，我们的信息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
事实上，上述提到的现象，其实仅仅只是国内企业“南迁”路上遇到的一小部分问题，放眼当下，这些国家对中国企业落地形成的多方面因素都还存在不确定性。
虽然如此，但从一年更比一年多的中国企业落地数量，以及中国企业在当地逐步建立的供应体系来看，国内手机产业链的“生产力”向这些地区转移的步伐仍在不断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