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见证中国手机产业的跌宕起伏。
初春的深圳，小雨渐歇，路面潮湿，风起春寒。
一座新建的天桥观景台下躺着一台钢琴。有人坐下又离开，乐符好似还在飘荡，被琴盖遮住的一行字露了出来。那是一段英文，翻译过来是：“我爱华强北”。
深圳华强北，传说中的“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这里有多神奇？
答案是：从一座数码城的楼上走到楼下，就能组装出一部iPhone。
据说，华强北的一场堵车，都能引发全国零售市场手机及配件价格的波动。
这个“中国电子第一街”，映射了中国手机跌宕起伏发展史，更成就了一群小人物的“淘金梦”。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
如今，经历多年的风风雨雨，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华强北的行业地位依然不曾动摇，这里是二手iPhone的天堂，电商玩家的秘密后院，也是“华米OV”竞争的最前线。
夜晚的华强电子世界
“抢货大战”
飞扬时代大厦，深圳华强商圈内的一栋楼，人称：“全球最大二手iPhone交易中心”。
大厦共四层，一楼卖iPhone配件，二楼卖iPad，三楼卖iPhone官换机，四楼则是iPhone二手机。
在这里，货要靠抢。
不过下楼买瓶水的间隙，三哥的手机又震了：“货到了。”
短短几个字，他身上一紧。手还在扫码付账，两只脚就已朝门口迈去，三步并作两步，往楼上档口奔去。
已有人捷足先登，还好要货量不大。三哥一个箭步跨到柜台中央，说：还有多少，都要了！
店家是一个精瘦的小伙，从柜台底下黑色背包连掏三把，三哥面前顿时堆起三沓iPhone，约30台。
三哥掀开包装的塑料薄膜，细细检查每台手机。这时，越来越多的人拥向这个约1米的柜台。他们很像，黑色背包挂在胸前，手机屏幕上微信群信息不断闪烁。
“货呢，还有吗？”
“都给他了。”
“我*！”
听闻没货，一小伙忍不住爆了粗口。三哥瞥了一眼，嘴角微弯。这是胜利的微笑。
作为一家淘宝二手手机店的市场采购员，这不过是三哥日常抢购大战一景。
华强北所售二手机
二手手机也有鄙视链，按照成色与品相，由上至下，分别是官换机、充新机、靓机、小花、大花，这是一套内行人才懂的“黑话”，它们的价格也依次降低。
保修期内的iPhone如果出现故障，拿到苹果售后可做整机更换，此谓官换机。官换机是全新的机器，未激活，多数还在保修期内，是二手机的“王者”，货源稀缺。
据说，因为换机率太高，苹果在大陆修改了售后政策，现在是能修则修。所以，华强北的官换机多来自美国、香港、日本等地。
哪怕在华强北，二手机的买卖也不是谁都敢做。如果没有一眼看出屏幕真假、有无拆修的本事，就别趟这浑水。三哥在四川老家开了多年的手机档口，采购、维修、销售一手揽，才有了这“火眼金睛”。
二手机不仅货源多样，价格也瞬息万变，对三哥所在的淘宝店而言，挑战更大。库存一多，钱就转不动；客户想买的机器没货，损失的也是钱。
三哥对自己敏锐的市场嗅觉颇为自豪。去年9月13日，苹果新品发布会后一天，三哥判断，二手iPhone X会火。这天他早早地来到市场，在大量买家涌入前，不动声色地把各个档口的iPhone X搜罗了一遍。
果然，等到下午两三点，市场鼎沸时刻，iPhone X价格水涨船高，已是有价无市。
三尺柜台的癫狂
柜台约一米长，一台保险柜、一个计算器、一个记账本，带上嘴、铺开货，就能开张，每日流水动辄几十万元。在华强北的赛格、远望、桑达等数码城，都有着类似的柜台。
三尺柜台，见证了华强北的癫狂、繁荣、失意与彷徨。
如今的华强北三尺柜台
亲历者曾叙述，华强电子市场新市场发盘时，一个铺位的申请登记表，从楼上办公室里下楼拿到街上，就能卖5万块。2008年，一米柜台的每平方米售价甚至升到了30万元。
繁盛时期，每天一开门，操着各地方言的数万人就涌进市场。
人们为财富的传说而来：华强北最早一批站柜台的，走出了50多个亿万富翁。白手起家的故事主角，有神舟电脑的创始人吴海军，TP-LINK路由器的创始人赵建军。
阿伟记得，2009年-2012年的四年间，每日开档，都是人贴人，走慢了还会被人骂。市场每天中午上班，最早晚上10点结束，空气混浊不堪。忙碌的时候，商场熄了灯，人们拿两个手机挂在头顶的架子上，点亮手电筒，继续打包。
2007年，阿伟从家乡广东普宁县来到深圳华强北。普宁原为“潮州八邑”之一，普宁人身上，也有着鲜明的抱团取暖、敢于闯荡的潮商特色。“潮汕话”是华强北的通用语言之一。阿伟说，每一个潮汕人几乎都有亲戚在华强北。
华强北手机销售链条分四道，从美国收来的手机大量汇聚到香港，由香港统货公司向华强北批发档口供货，货以“堆”算，至少得上百台。进入深圳后，再由批发档口向零售商家销售。
香港统货公司。图片来自网络
在互联网普及前，全国各地手机批发、零售店大多从华强北进货，等真正到达消费者手中，这台手机已不知经过多少道“关卡”了，自然是层层盘剥。
随着网络购物兴起、物流完善，华强北的人流被疏散，如今，来进货的基本是大大小小的淘宝店主。
阿伟是华强北较早开淘宝店的一批人之一。十多年前，在网上买手机还是件新鲜事儿，阿伟在论坛上不停发帖，所有的帖子下回复：“买手机吗？可以找我。”
最开始，市场里的人还没怎么听说过“淘宝”，白眼一翻不予理睬。
阿伟灵机一动，找两个大黑塑料袋，把市场里人们丢弃的盒子都塞进去，再去拿货。批发商们看到阿伟手上“沉甸甸”的“货”，顿时客气了许多，连报价都便宜了不少。
现在，“老华强北人”再也不说“买手机到华强北”。不懂门路，到现场不一定能买到真货，也不一定便宜。而在网上，价格、货品一目了然，还可货比三家，“轻松多了”。
不断下调的租金似乎都成了不必要的支出，越来越多曾经的档口主退掉档口，在华强商圈周边的写字楼里租下办公点、仓库，专心经营淘宝店。甚至，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已经变成了“明通化妆品市场”。
曾经的明通数码城变成了化妆品市场。
5000家山寨机烟消云散
山寨，是华强北难以洗刷的标签。
2003年，联发科公司（MTK）提供了一体化芯片解决方案，极大地降低了手机的生产门槛——厂商只需加上电池、外壳、一些定制零部件，就能生产一台手机。
山寨机的“黄金年代”就此到来。
山寨机勃兴背后，是珠三角强大、完备的手机产业链的缩影。1995年，诺基亚在广东东莞设立工厂，高峰时，它在东莞拥有40家以上的供应商。
赛诺出具的《2013年中国山寨手机市场调研报告》称，在山寨机蓬勃发展的2008年，华强北有多达5000家的山寨机商家。多卡多待、多扬声器、多系统，那时的华强北，每天都有新款手机诞生。
华强北一度沦为“山寨之都”，来源：纪录片《解码深圳·华强北》
华强北大部分商家都卖过山寨机。阿伟说，三星2010年推出的W899，上市价格13999元，山寨机只用1000来块，“外观、功能基本是一样的，质量会差一点。”
价格低廉的山寨机大量流向印度、非洲、中东等地。当时站柜台的人多会几句简单的英语，比如“two sim”（双卡），“bluetooth”（蓝牙）。
山寨机是如何被推翻的？有三股力量，一是来自监管部门的强力打压，2011年，深圳监管部门一场为期6个月的“双打”专项行动，“赶跑”了超过2000家商户；二是以小米、荣耀为代表的品牌机价格下探；三是3G、4G的普及，智能机逐渐取代功能机，山寨机所依赖的MTK芯片也失去了用武之地。
2011年8月16日，雷军在北京发布小米第一款手机M1，售价1999元。当年的同等配置，HTC卖3575元，三星卖4999元。第二年，荣耀跟进，一款主流配置手机首发价仅1880元。
此时，山寨机已很难满足人们对手机的要求，山寨手机的市场也就急速萎缩。
“就像一阵风吹过，以前做山寨机的人都转做品牌手机了。”2006年到华强北，从山寨机开始做起，后转向品牌机的邱健回忆道。
2012年，IDC出具的中国手机市场报告中，手机（包括功能机）出货量前五位分别为三星、中兴、联想、诺基亚、华为。到了2018年，只有三星、华为还在榜。
2012年，排名前五的厂商总市场份额只有43.2%，2018年，这一数值达到78.4%。一二线品牌集中度加剧，小众品牌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压。
华强北的商家们也见证了手机品牌的兴衰。
2016年，三星Note 7发布1个多月，发生多起手机自燃事故。“电池门”事件后，三星在中国市场彻底衰落。
三星“电池门”事件让阿伟10天内损失了十多万，卖家纷纷退货，而三星官方的回收价远低于采购价。“新机刚发布的时候我们都是加价采购，几百甚至上千，但回收是按官网价，还得找人找关系。”
从市场上逐渐消失的手机品牌，还有曾经的“王者”诺基亚，推出中国第一款安卓手机的“火腿肠”HTC，以及“成功的标配”金立手机。
如今，扛起中国手机品牌大旗的“华米OV”将华强北当做了展示品牌的舞台。OPPO把超级旗舰店开到了华强北的步行街上，华为也在华强广场开出了授权体验店。去年，小米之家也落户华强北。
“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
在华强北待了七八年后，邱健撑不住了。他回到老家广东普宁，跟人学了手机维修。
见到邱建时，他正举着长竿滚筒刷墙，瘦弱的手臂上上下下。正在装修的是新店，隔着两个门面，是他“打工”的手机维修店。
“在深圳，别说生意，就是打工，一个月挣5000，都不如在下面赚2500。”普宁人把华强北称为“上面”，普宁是“下面”。在深圳，邱健每个月光租房的费用就8000多元。现在，6000块1年。
广东普宁的“流沙手机一条街”
逃离华强北，最大的原因就是“挣不到钱了”。
邱健后来主营iPhone新机，市场价格基本透明，没什么利润。“一台四五千的手机，赚20元，没意义。”能低买高卖的商家，要么是假冒伪劣，要么就是大批量从香港统货，以此压低进货价。本钱不够，没法竞争。
普宁的流沙大道上过去有“手机一条街”，生意十分红火，近些年受网购影响，很多店都关掉了，但生意还能做。
比如，同在普宁的王生就开着一家OPPO授权店。他算了一笔账，每月大约卖出100台，每台约赚300元，每月利润就是3万元。而店铺的租金是8万元/年，再加上手机维修等带来的收入，也足够撑起一家店经营下去。
而且，相比华强北脚不沾地的运转节奏，在普宁的生活，惬意十足。
但仍有人前赴后继奔向华强北。
三哥来深圳四年，绝大部分时间都过着出租屋——市场——店三点一线的生活。老婆孩子都在老家，但今年春节，他只在家待了9天。回到深圳的第一天就干了个通宵，第二天到凌晨四点。
“年前我们囤了600台货，年后就只剩100多台，还有很多没发货。”三哥笑着说不累。去年双11、双12，他基本也是通宵，从市场背着手机回来后整理、打包、发货。他很骄傲，“家里的淘宝店，从零开始，1年就做到两个皇冠。”
哪怕凌晨两点，华强街头仍是热闹的——申通、联邦快递站内，传送带呼呼啦啦地响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滚动着，被扫描、打包、装车。街边的大排档油烟翻腾，食客不少。大排档旁的饭馆，有几个小弟从狭窄的楼梯冲下来，在旁边的小超市提了十几罐啤酒。
凌晨，华强北的快递点依旧忙碌。
等到白昼升起，华强北又会从短暂的修整中睁开眼睛，迎接新一天的喧闹。
“在这里，只要你努力，最后你会得到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三哥把这句话说了两次，眼睛闪闪发光。（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