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世界最大的手机制造基地深圳，有数以百万的人生存在这个电子产业环环相扣的链条之中，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当属 “山寨手机”大军。2011年末，山寨手机从业者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冷的一个冬天。
近日，一条名为“奄奄一息的深圳小企业主的自白”的帖子，成为天涯网友关注的焦点。发帖的陈述者为深圳某手机电池厂老板，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他向我们揭示了山寨手机业，这个天堂地狱仅隔一线的创富江湖。
跑路连锁反应
2006年，刘鹏带着2万元钱来到深圳，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华强北会让他在短短几年之内，变成拥有近千万元资产的工厂主，他更没想到的是，今年这轮市场洗牌会来得这么猛烈、持久，甚至让他走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
2010年11月，国务院和国家工商总局要求各地开展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即“双打”），深圳制定了为期6个月的专项行动方案，并成立了专项行动协调小组。
从2011年1月开始，深圳出动执法人员，开始对华强北商业区手机产品市场进行一波波的突击检查，不少山寨厂商老板因 “走私”、“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罪被公安机关拘捕。大运会期间，公安机关对山寨行业的打击愈发严厉，整个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萧条。
事实上，真正令刘鹏陷入困境的，并不是严打，而是大客户的“跑单”。
“现在我有六个大客户都走了，他们每个人至少投资了200万，现在不仅全部亏完了，外面还欠下很多钱。”刘鹏说。
做山寨手机有个行规，就是除了传统的三大配件：主板、液晶屏、摄像头之外，其他的所有零配件，包括电池、外壳、按键、充电器等，都是由手机厂商先欠账拿货，等收回成本后再支付货款。
由于山寨手机老板纷纷被捕、跑单，这些数以万计的下游小厂，很多都面临着陷入倒闭的绝境。
“来深圳做山寨手机的，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他们只要铺盖一卷就可以回家了，谁也找不到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山寨手机老板跑单了，那么他的下游就必须跑，因为下游还有下游，不跑的话，就会再被自已下游的供货商绑架。这些厂子欠下那么多钱，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境地了，倒闭、跑单形成了连锁效应。”他说。
“山寨手机的产业链非常脆弱，现在大家都在盯自己上游的厂家，怕他们跑单，我在看着别人，别人在看我。”
2011年成为山寨行业的一个分水岭。在利润最高峰时，每出售一台山寨机利润可达400-500元，而现在，每卖一部山寨机只赚五块钱，卖两部手机还不够在华强北买一个盒饭。
“前几年，华强北的电子产品生意一年成交量达到一两千亿，现在起码少了一半以上，再这样下去还会更少。生意最火的时候，一平方米见方的柜台，最贵可以要到月租金30万，现在华强北到处都是租不出去的柜台。”刘鹏说。
刘鹏的工人也见证了这一衰落的全过程，过去点焊的工钱是一毛五分钱一只，现在只有3分钱，包一个标过去1毛钱，现在变成了5分钱。
尽管工人越来越熟练，动作越来越快，工资却没有增加，更没有机会拿加班费了。“以前一个月最多休两天，晚上经常加班到十点，现在工人们像白领一样按时上下班了。”
山寨行业大洗牌
事实上，日薄西山的山寨手机已经很难撑过这个严冬。
深圳市汇百洲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郭锦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在深圳华强北，山寨手机中最低端的“三码机”（直接伪造手机串码的山寨手机）厂商，已由去年冬天的1600家降至约20家。
郭锦炜表示，山寨手机的提货价正在暴跌，过去从厂家400元拿货的手机，现在只要160元左右的低价就能收到，而最低端的原价150元款的山寨手机，目前出货价为70-80元。
“由于山寨手机销量不好，导致了上下游的传导效应，现在传统的山寨三码机已经被市场抛弃，2012年将会有更多的五码机（隐蔽性、欺骗性很高明的山寨手机）厂商倒掉。”他说。
他同时指出，山寨手机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为地将手机信号、音量等配置调高，甚至远超过国家质量监督部门规定的制造标准，用这种方法生产出来的手机，会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辐射危害，因此，他认为山寨机“洗牌”未必是一件坏事。
“对于手机行业来说，2011年是一个大转折的年份，由功能机向智能机转型、由2G向3G网络过渡，电商以及运营商渠道对传统零售渠道的冲击，都在加速这一变革的速度，也对山寨行业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一些传统的2G品牌手机厂商，也面临着转型困难、库存压力大等危机，预计必然会造成持续的连锁反应。”他说。
深圳市资深产业观察人士潘九堂对此表示，山寨手机的没落，原因在于手机市场饱和度过强，甚至供过于求，在毛利润不断下挫的情况下，大多数企业将会被市场淘汰。
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一木则指出，山寨手机只是华强北的一个微小的缩影，事实上，在这里聚集着一个庞大的制造业服务体系，并为中国电子产业提供了一个能够进行自主创新的产业配套环境。“深圳能够诞生像华为、中兴这样的企业，正是根植于这样的产业环境，这也是华强北真正的骄傲所。